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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“新经典”引进的部分“岩波新书”。岩波书店的商标则是以米勒的经典名画“播种者”为底稿进行雕刻加工而成的。这正契合了岩波茂雄说过的话:“吾乃播撒学问及识见艺术的投递员、洒水夫。”

“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开始动摇,对于普遍性的理念产生根本性的怀疑,对于改变现实的无力感在悄悄蔓延。一个任何人都感觉难以生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。”

”我们现在应该做的,就是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不断地进行对话,每一个人都坚持不懈地思索:要想像真正的人一样生活,我们需要哪些条件?我们认为,只有文化修养能成为这种探索的食粮。历史是什么?怎样才能更好地生存?世界以及人类应该向何处去?——正是对这些根源性问题的不断探索造就了文化和知识的厚重,化为修养且作为基础支撑个人和社会。诚然,岩波新书自创刊以来一直追求的,就是为修习这些文化知识指引方向。”

2006年,日本岩波新书新赤版第1000部出版感言如是说。10余年后,岩波新书首次引进中国,这样感言对于另一时空的民族,同样适用。

“现代日本社会如一面镜子,照见当今中国的现实”。

1、

2015年,出版人杨晓燕在日本书店,被一面墙一样的“岩波新书”震撼到了。

她当即对陪同访问出版社的学者、社科院日本史学者李文明说,我们要选一套书,给中国的读者看。

日本出版界通行的开本只有三种:单行本,文库本和新书。杨晓燕发现,所有的综合性书店里,书店1/2的书架,陈列的是规模浩大的口袋本(文库本和新书两种类型)。在各类新书中,岩波新书是规模最多、影响最大的。“岩波新书”囊括所有学术分野,至今已出版3251种书,横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等等。在日本,“童书看福音馆,文学书看文艺春秋,社科书看岩波书店”是常识。

岩波新书与中国渊源颇深。赤版创刊于1938年11月,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。它的发刊词主张,因为忧虑日本不遵循道义精神的行为,因为要告诫人们还欠缺批判精神和富有良心的行动,所以这套丛书将以培养现代人的现代性修养为目的。后来又出了青版、黄版、新赤版。创始人岩波茂雄认为,要抵抗军国主义思潮,首先要做的是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。由此,他选择了《奉天三十年》作为创刊的首部作品。该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沈阳推行医疗普及的爱尔兰教会医师克里斯蒂的回忆录。“这本著作除了向读者展示当时满洲发生的事情和民众的活动外,还是一本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。”

岩波新书擅长领域是学术和纪实,每本大概200页左右,价格便宜。它往往选取各个领域最权威的学者、编辑和作家,把自己的思考和成果倾注在简明的文字中,令读者于轻快阅读中信赖理性和良知。

在岩波新书的带动下,日本已经出版了100多种可以称为“新书”的书籍,日本书店都有一个“新书区域”。岩波新书被称为“修养新书”,读者们可以由此获取知识,并将知识与生命、生活链接,修身养性,进而构筑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。新书是教养之书,用日语的说法是教养之托付,可见其于日本现代知识社会是一种非常有力、有效的支撑。”

70年前出版的《菊与刀》,是研究日本绕不过去的经典。但3200本岩波新书,却是了解日本历史、文化、社会的绝佳途径。因为80年来的日本,是一个在“新书”修养下的日本。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:日本的新书影响力,相当于中国简明版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加上“五角丛书”,加上“新童年启蒙书”等等。

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其精神发育史,一个民族亦然。日本民众的书架,完美呈现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和肌理。

作为新经典文化的主编,杨晓燕和团队从3200种书中筛选出19种,13种已经出版,其余预计在今夏全部出齐。李文明说,选书的第一原则是:书一定是权威的著作,在本领域里代表日本最高的学术水平。

《日本的诞生》《日本的神话》《日本文化关键词》《日本的汉字》《京都》等书,是日本学界对日本的“夫子自况”,《逆说美国的民主》《现代中国文化探险》《古代中国的文明观》《汉文与东亚世界》等则帮助我们认识日本的“世界观”。

2、

“现代日本社会如一面镜子,照见当今中国的现实”。

这是《格差社会》的推荐语。事实上,《过劳时代》一样担得起这荐语。

《过劳时代》不愧是畅销日本十几年的社科经典:“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,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……不断飙升的过劳自杀与过劳死,抑郁症、神经失调、社交障碍……”

这样的语言,拿来形容今天的中国,简直不要太合适:人们曾经期待的“休闲型社会”并未到来,“过度劳累的时代”却开始了。为何生产力在发展,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?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,业余时间越来越少。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?

华为的海外高管猝死、南京万达茂总经理跳楼……这样的新闻频频刷屏的背后,涌动的什么样的社会情绪?《过劳时代》从全球化、信息技术、消费社会、管制放松等角度,分析了“过劳”背后的社会动向,指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……虽然数据、例证都是十多年前的日本,但用于理解今天的我们,毫无违和之处。尤其有趣的是,书中提到社交账号的普及,让大家没有了上下班的概念,工作和生活没有明显的分野,精准点到了国人随时在线的痛处。

《格差社会》的作者是日本经济学会会长橘木俊诏。“格差社会”即阶层固化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。

“父母的阶层决定子女的阶层,寒门再难出贵子?”这是本世纪初的日本,也是现在的中国。

2017年,北京的文科状元熊轩昂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现在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,而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,享受北京教育资源上得天独厚的条件,对学习习惯和性格上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,每一步基础打的牢靠,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,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”。

橘木俊诏在书中说到:“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,在升入高中或大学之际,种种统计数据证明,就今天的日本社会而言,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是父母的收入。”翻译成中国话就是:拼爹。

在日本,最难考的大学是东京大学。在七八十年代,东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名牌公立高中,不太受父母收入影响。而到了本世纪初,东京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于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,其父母的收入在所有大学中处于最高水平。与此相对应的是,90年代以前,日本的社会流动性是很大的,子女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,可以与父母的职业无关。而到了本世纪初,社会流动性正在缩小,父母职业决定子女职业的比重在上升。

橘木俊诏由此提出自己的观念:一个阶层固化,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。

反观中国,“寒门出贵子”也越来越成为小概率事件。2008年,温家宝感慨,“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,班里农村孩子几乎占到80%,甚至还要高。”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“寒门学子”占三成以上;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开始下滑,2000年之后仅占一成多。2012年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发表的研究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的结论是:90年代后,只占人口1.7%的社会精英阶层,其家庭子弟占据了40%的北大学生份额。

橘木俊诏认为:格差继续扩大还是减缓,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问题。橘木对日本高层保有“格差有何不好”“格差扩大又有何妨”的观点,深感忧虑。

这样的书,是学界和出版界对社会的观察、分析和示警。这样的忧虑也具有全球价值。《日本文化关键词》作者藤田正胜认为:“文化和文化之间交流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就在于,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文化中所看不到的东西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只有和其它文化相遇,我们的文化才能变得更加丰富。”这也是“新经典”引进“岩波新书”的价值所在。